江曦丨閻若璩《尚書古文疏證》闕佚新證
注：本文发表于《历史文献研究》第四十九辑（广陵书社2022年），此为作者Word版，引用请以该刊为准。感谢江曦老师授权发布！
閻若璩《尚書古文疏證》闕佚新證
江 曦
[摘 要] 閻若璩《尚書古文疏證》和毛奇齡《古文尚書冤詞》分别爲晚出《古文尚書》“辨僞”和“證真”的代表作。錢穆認爲《疏證》闕佚的二十九條中，有目無文的十二條，都已合併到今存的九十九條中；並目而無的十七條，是閻若璩見到《冤詞》後，盡删其説，以掩己短；今存諸條中，亦有閻若璩據《冤詞》更改者。分析沈彤鈔本和杭世駿鈔本的五個文本來源，其形成時間皆在康熙三十二年之前，此時《冤詞》尚未成書。五個文本皆未見闕佚的二十九條，錢穆所説的閻若璩據《冤詞》更改者亦與今本無大差別，錢説不確。從有目無文十二條篇題看，《疏證》所存的九十九條不能涵蓋其全部内容，當非散入九十九條中，而是閻若璩根本没有撰寫。二鈔本亦有較高的校勘價值。
[關鍵詞] 閻若璩 尚書古文疏證 毛奇齡 古文尚書冤詞
《疏證》八卷，目錄共列一百二十八條，每卷十六條，但今存的通行本清乾隆十年（1745）眷西堂刻本（以下簡稱“眷西堂本”），以及《四庫全書》本、嘉慶元年（1796）天津吴人驥刻本、同治十年（1871）振綺堂補刻眷西堂本、《皇清經解續編》本等，皆闕二十九條，所存者實爲九十九條。卷三第33至48十六條全闕，卷二第28、29、30三條，卷七第102、108、109、110四條，卷八第122至127六條亦皆不存。其中第28至30、33至41十二條有目無文，而第42至48、102、108至110、122至127十七條並目而無之。這二十九條闕佚之原因，《四庫全書總目》認爲乃“若璩殁後，傳寫佚之”[1]。錢穆駁之云：
錢氏認爲《疏證》闕佚的二十九條並非傳寫遺失，其中有目無文的十二條，都已經分散合併在今存的九十九條中，“其内容多已分見於今存諸卷”，“其文全已散入他卷”[3]。而無目無文的十七條，錢穆認爲：
錢氏認爲《冤詞》中的“或曰”，皆爲《疏證》之詞。《疏證》並目而無的十七條，是閻若璩見到《冤詞》後，認可毛説，遂盡删之，以掩己短。除了闕佚的二十九條，今存的九十九條中，錢穆認爲亦有閻若璩據《冤詞》改訂者，其云：“《疏證》歷引同時朋好商訂討論之言夥矣，獨於西河《冤詞》不及一字，而凡西河《冤詞》所辨，潜邱認爲己説之誤者，則没其前説，改造新論。”[5]
戴君仁《閻毛〈古文尚書〉公案》反駁錢説，認爲《冤詞》“並不是對付閻氏一個人，而是對付自宋至清初許多疑古文者”[6]，所列“或曰”亦非全是閻若璩《疏證》之説，有不少“或曰”之説不見於《疏證》，閻若璩未必據《冤詞》删改己説。其後，錢穆在《讀張穆〈閻潜邱年譜〉再論〈尚書古文疏證〉》一文中仍重申己説，認爲閻若璩“自見西河《冤詞》後，其《疏證》亦必有應時改定處可知矣”[7]，並未提及戴君仁的觀點。
戴君仁的反駁並未能撼動錢穆説的巨大影響，著名《尚書》研究專家蔣善國、劉起釪皆承錢説。如蔣氏《尚書綜述》説：“閻書初成四卷，毛奇齡作《冤詞》來駁它（《冤詞》裏面凡説“或曰”的，即指閻氏）。閻氏見《冤詞》後，又把《疏證》加以修改，又增了四卷，共八卷。裏面凡有目無書的各條，可能見了《冤詞》，因證據不足删去的。”[8]劉起釪亦云：“毛氏之説當然不能摇撼閻若璩的科學考據的結論，但由於他的淹博多識，在資料方面也揭露了閻氏一些引用的錯誤，所以閻氏在其《疏證》的幾處地方於刊版前偷偷地改正了。這一點是錢穆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第六章‘閻潜邱毛西河’中揭出的。”[9]
錢、戴二氏同爲比較《疏證》與《冤詞》的異同，卻得出了不同的結論。林慶彰在談及此問題時云：“此書之所以有闕佚，錢穆先生在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中指出兩個原因：一是卷三各條之文，已散並於他卷；二是閻氏見毛奇齡之《冤詞》論説有據，遂湮滅其文。然戴君仁先生並不同意此種説法，並爲閻氏辯護。此事之是非恐有待再研究，此略不談。”[10]林氏認爲《疏證》闕佚之原因仍需討論，但他没有進一步探究。
這一公案怎麽才能得以解決呢？吴通福在分析了錢、戴等人的觀點後，認爲：“若能得到閻見《冤詞》前已經流傳的《疏證》鈔本，閻毛辯晚出《古文尚書》的這又一重公案是可以解決的。”[11]吴氏之説甚確，如果我們能找到《疏證》的早期文本，以之與今傳本對比，便可知閻若璩有没有據《冤詞》删改己説，這一問題即可迎刃而解。
閻若璩見《冤詞》之前的《疏證》鈔本能否找到呢？錢大昕所作閻氏傳云：“（閻若璩）年二十，讀《尚書》至古文二十五篇，即疑其僞，沉潜三十餘年，乃盡得其癥結所在，作《尚書古文疏證》八卷。”[12]《疏證》歷數十年而成，其間曾有一些階段性文本流傳。《疏證》卷一第十六條末云：“癸亥秋，將北上。先四五月間，净寫此《疏證》第一卷成，六月攜至吴門。於二十二日夜半泊武進郭外，舟忽覆，自分已無生理，惟念曰，《疏證》雖多副本在京師，然未若此爲定本。”[13]黄宗羲《尚書古文疏證序》稱：“淮海閻百詩寄《尚書古文疏證》，方成四卷，屬余序之。”[14]《疏證》卷四末云：“別錄四本，一寄置太華山頂，友人王弘撰司之；一寄置羅浮山，應屈大均之請，是所謂藏之名山。其二本則寄千頃堂、傳是樓之主人宦長安者，又所謂副在京師也。”[15]可見，在《疏證》撰寫期間，便有一些鈔本流傳，如徐乾學《傳是樓書目》即著錄鈔本“一本”[16]。
據《中國古籍總目》，除了《四庫全書》本，今存《疏證》鈔本有三，分別藏於國家圖書館、上海圖書館和湖南省圖書館。上海圖書館本較他本多胡渭序，其云：“甲申六月，先生疾作而終。……後二歲，長君舍人詠以其書來，屬余校定，且爲之序。”[17]可見，此本當爲閻若璩殁後校定之本，不符合“閻見《冤詞》前”這一條件。湖南省圖書館所藏的清沈彤鈔本和國家圖書館藏的清杭世駿鈔本，其抄寫時代雖亦不符合“閻見《冤詞》前”這一條件，但我們認爲其文本來源應在“閻見《冤詞》前”。
《疏證》每條的體例是首先一段正文，闡述本條之主要觀點，然後在其下加按語，有些條按語多至數十則。由於《疏證》歷數十年而成，每一條也不是一時而作，閻氏在撰寫過程中，凡有所得，隨時增補按語，所以我們可以根據沈彤、杭世駿二鈔本按語多少、文字變化來考察其文本形成之時間先後。
湖南省圖書館藏清沈彤鈔本，與眷西堂本相校，此本第一、二册分別爲眷西堂本卷一、卷四；第三册爲眷西堂本卷二之第17至27條，第31條，以及卷五下第74、75二條，卷七第105、107二條，卷八第114、115、128三條，共計十九條；第四册爲眷西堂本卷五上、下。第三册末有沈彤題記二則，其云：
據此，沈彤鈔本有三個來源：一是沈彤舊藏鈔本（以下簡稱“沈舊鈔本”），二是借鈔顧陶元舊藏本（以下簡稱“顧陶元本”），三是借鈔惠棟舊藏本（以下簡稱“惠棟本”）。
國家圖書館藏杭世駿鈔本三册，存卷一、卷四、卷五，有雍正二年杭世駿跋，其云：
由杭氏之言考之，此本第一册鈔於康熙壬寅（六十一年，1722），底本爲吴焯繡谷亭舊藏鈔本（以下簡稱“吴焯本”）。第二、三册鈔於雍正癸卯（元年，1723），底本來自龔明水藏本（以下簡稱“龔明水本”）。
可見，沈彤鈔本和杭世駿鈔本一共有五個文本來源，分別爲沈舊鈔本、顧陶元本、惠棟本、吴焯本、龔明水本。我們以通行的眷西堂本爲底本，利用五個文本進行了通校，對五個文本的形成時間有了大致的認識。
1、“沈舊鈔本”，即沈彤鈔本第一、二兩册，存眷西堂本卷一、卷二。眷西堂本卷一第七條正文“馬融之言如此”下“姚際恒立方曰”等二十三字，第八條“又按姚際恒立方曰”一段凡七十八字，“沈舊鈔本”皆無。
2、“顧陶元本”，即沈鈔本第二册，其内容包括眷西堂本卷二的第17至27條、31條，卷五下第74、75條，卷七第105、107條，卷八第114、115、128條，共十九條。此本與眷西堂本相校，闕略甚多。如第17條闕“又按《史記·儒林傳》”等五段按語，第18條闕“又按宋玉《九辯》”等二條按語，第19條闕“又按梅氏鷟”等二段按語，第20條闕“又按天子巡守”等四段按語，第22條闕“又按所謂《詩序》”以下三段按語，第24條闕“又按洪氏總計”等四段按語，第24條闕“又按閩陳第季立”一段按語。其餘諸條亦多有闕略，不俱列。特別需要注意的是，第27條闕“姚際恒立方論《咸有一德》”一段按語。
3、“惠棟本”，即沈鈔本第四册，與眷西堂本卷五比勘，條目與順序相同，但不分上下卷，内容亦多有缺略。如第65條“又按胡渭生朏明謂余”一段闕“姚際恒立方曰”以下，及“又按《經典釋文》載”一段；第67條闕“又按文武平桓相繼而立”等八段按語；第68、75、79條皆各闕“又按姚際恒立方曰”一段。
另外“顧陶元本”與“惠棟本”皆有第74、75條，通過對比，“惠棟本”第74條内容與眷西堂本基本相同，只是個別字句有異，而“顧陶元本”此條僅存正文和“按《墨子》原文”等三段按語，其後的九段按語三千餘字皆闕。第75條“惠棟本”除了末尾少“又按姚際恒立方曰”一段按語，其餘與眷西堂本同，而“顧陶元本”僅有正文和“按《書序》西旅獻獒”一段按語，其後的三段按語六百餘字皆闕。這説明“顧陶元本”的文本來源較“惠棟本”更早。
4、“吴焯本”，即杭世駿鈔本第一册，存卷一。與眷西堂本、沈舊鈔本相校，此本文字略有出入，内容亦有不同。第六條正文，“沈舊鈔本”“吴焯本”較眷西堂本闕“賈誼有‘文王之澤，下被禽獸，洽於魚鱉，咸若攸樂’，有‘善不可謂小而無益，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’”凡三十八字。第七條正文，二本較眷西堂本闕“姚際恒立方曰融此言本辨僞書，乃竟教人以作僞書法矣”二十三字。第八條，二鈔本皆闕“又按姚際恒立方曰”一段按語。第十條，二鈔本皆闕“姚際恒立方曰：古人引用詩書，未有撮取詩書中一字先爲提唱者”二十六字。另有一段按語，出入較大。眷西堂本云：
“沈舊鈔本”此段作：
“吴焯本”作：
可見，“吴焯本”内容少於沈舊鈔本，沈舊鈔本又少於眷西堂本，且二鈔本文字更接近。另外，從整個卷一文字來看，“吴焯本”與眷西堂本文字差別更大，而與沈舊鈔本差別相對較小。所以，“吴焯本”的文本來源要比“沈舊鈔本”早。
5、“龔明水本”，即杭世駿鈔本第二、三册，存《疏證》卷四、五，與“惠棟本”、眷西堂本相校，内容亦有多寡之不同。其中卷四除了個別文字不同外，内容相同，而卷五差異較大，“龔明水本”内容多於“惠棟本”，而少於眷西堂本，如第67條“又按燕禮鄭康成謂”等五段按語“惠棟本”闕而“龔明水本”存。所以，“龔明水本”文本來源應晚於“惠棟本”。凡眷西堂本所引姚際恒之説，“龔明水本”亦皆不存。
綜上，可以確定的是：“顧陶元本”早於“惠棟本”，“惠棟本”早於“龔明水本”；“吴焯本”早於“沈舊鈔本”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凡眷西堂本所引姚際恒《古今僞書考》的内容，五個文本皆闕略。《疏證》卷八第121條云：“癸酉冬，薄遊西泠，聞休寧姚際恒字立方閉户著書，攻僞古文。蕭山毛大可告余：‘此子之廖偁也，日望子來，不可不見之。’介以交余。少余十一歲，出示其書，凡十卷，亦有失有得，失與上梅氏、郝氏同，得則多超人意見外。喜而手自繕寫，散各條下。”[23]這五個文本皆闕姚際恒之語，則其文本來源當在癸酉（康熙三十二年，1693）之前。
據錢穆考證，毛奇齡的《冤詞》成書於“戊寅己卯間”[24]，即康熙三十七（1698）、三十八（1699）年間。康熙三十八年毛奇齡作《寄潜邱〈古文尚書冤詞〉書》，此時閻若璩方得見《冤詞》。上述五個文本形成時間均在康熙三十二年（1693）之前，其時《冤詞》尚未成書，而這五個文本皆没有眷西堂本闕佚的二十九條，這些條目應該不是閻若璩見《冤詞》後删掉的。
閻若璩所著的《困學紀聞箋》，張穆《潜邱先生年譜》康熙三十七年條引《潜邱劄記》云：“夏，刻《困學紀聞箋》，復申序云：詠端憂多暇，請鳩工授梓。……戊寅六月望日。”[25]戊寅即康熙三十七年（1698）。然張穆《年譜》康熙三十八年條引閻詠《先府君行述》云：“《困學紀聞》二十卷，因浚儀之舊，而駁正箋釋推廣之，年六十四成書。”[26]又説《困學紀聞箋》康熙三十八年（1699）成書。閻若璩自稱康熙三十七年（1698）命子閻詠刻《困學紀聞箋》，閻詠《行述》所説的“康熙三十八年”未必準確，然亦應相差不遠，但以完成後即考慮付梓之常理推之，《困學紀聞箋》在康熙三十七年（1698）成書的可能性最大，此亦在“閻見《冤詞》前”。《困學紀聞箋》引及《疏證》十七條，皆注明卷數和條數，包括卷一第6條，卷二第17、18、19、20、26、27條、卷四第57、58、60、63條，卷五第72、76、80條，另有一條見於眷西堂本卷六，但《困學紀聞箋》不言卷數和條數，由此可以推測康熙三十八年（1699），閻氏只有前五卷定本，後三卷仍未定稿。而《困學紀聞箋》所引者皆不涉及闕佚的二十九條，這也説明至少在康熙三十八年（1699），《疏證》仍無此二十九條。
《疏證》闕佚的二十九條既非閻氏據《冤詞》而删削，現存的九十九條中是否如錢穆所説，有閻氏據《冤詞》更改己説的呢？對於《疏證》如何據《冤詞》而改己説，錢穆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舉有一例。《冤詞》卷四引“或曰”云：
“或曰”認爲孔安國“早卒”，不及見征和元年的巫蠱之禍，所以題孔安國所撰《書大序》所説的孔安國 “承詔作傳，傳畢，會國有巫蠱事”，實不可能。但是眷西堂本《疏證》所説與此不同，其云：
閻氏懷疑孔安國“早卒”説不可靠，與《冤詞》所引“或曰”認可孔安國早卒説相左。錢穆認爲“或曰”爲毛奇齡引《疏證》之語，而其與今本《疏證》不同，是因爲閻若璩看到《冤詞》後對《疏證》進行了修改。《冤詞》辨駁此處“或曰”云：
由於孔安國生卒無考，他是否活到發生巫蠱之禍的漢武帝末年，至今仍無定論。但《漢書》的《藝文志》和《儒林傳》皆云孔安國“遭巫蠱事”，所以毛奇齡以此反駁“或曰”，確實是有根據的。今本《疏證》認爲“早卒”一事可疑，而“或曰”確信“早卒”，若同爲閻若璩之説，則存在矛盾。所以錢穆認爲“或曰”亦是閻若璩之説，只不過這是《疏證》早期的文本，閻氏在看到《冤詞》之後，以爲其説有理，遂更改舊説。
《疏證》此條見於卷二的第17條，“顧陶元本”有之，“按《孔子世家》安國爲今皇帝博士”一段文字俱在，與眷西堂本相校，只有“案湯爲廷尉，在武帝元朔三年乙卯。《楚元王傳》天漢後孔安國獻古文書，遭巫蠱之難，未施行”一句，文字略有不同，“湯爲廷尉”，“湯”上多“張”字；“獻古文書”，無“古文”二字；“巫蠱之難”，闕“之”字；“未施行”，“未”下多“及”字。這些異文皆無關大旨。如前所述，“顧陶元本”乃《疏證》康熙三十二年（1693）之前的文本，此時《冤詞》尚未成書，閻氏亦無由見《冤詞》，但《疏證》文本已經如此。所以錢穆説閻若璩見到《冤詞》後，據改己説，以掩其短，是毫無根據的。錢氏以《冤詞》“或曰”全屬之《疏證》，故《疏證》不當與其有異，凡異者皆閻氏據《冤詞》篡改後之文，這種推論是不可靠的。
戴君仁認爲《冤詞》所引的這一條“或曰”乃朱彝尊之説，甚確。《經義考》卷七十六和《曝書亭集》卷五十八皆有此説，文句和内容與“或曰”亦大致相同。毛奇齡與朱彝尊曾就《晚書》真僞問題有過論辯，毛氏《古文尚書冤詞餘錄》云：“又逾日，與潜邱集顧搢玉宅，適禾中朱竹垞來坐中。……苐微及攻古文事，則竹垞謂明萬曆間會試場曾以廢古文發䇿問而試錄，載焦弱侯，文具在也。……又越日，與竹垞集汪無已讀書堂，睹竹垞所著《經義考》，中有吴澄《書纂言自序》，予指其誤處。”[30]毛奇齡與朱彝尊爭論《晚書》真僞時，確曾見《經義考》，此處“或曰”當即針對朱彝尊之説。
從有目無文的十二條來看，應是閻氏預設之條目，但其生前並未完成，並非如錢穆所説的合併到其他諸條中。因爲從這十二條的篇題來看，《疏證》所存的九十九條並不能涵蓋其全部内容。
如第二十八“言太甲不得稽首於伊尹爲誤仿《洛誥》”，見於眷西堂本第六十一“言伊尹稱字於太甲爲誤仿《緇衣》，亦兼爲序誤”，但第六十一條重點探討的是伊尹稱字於太甲，對於太甲稽首於伊尹，只是簡略提及，並非重點闡述。第二十九“言后稷不得稱先王，畢公不得輔四世，爲誤會《國語》”，其中“后稷不得稱先王”見於第四十九“言兩以追書爲實稱”，其云：“亦有大王肇基王跡等語，似當日未必及后稷，且尊之爲先王，何則？果爾，是宣四王之德矣，奚啻三？余是以信《國語》不信晚出《武成》者以此。”[31]不是在正文，而是在按語中，亦未展開討論；而“畢公不得輔四世”，今存九十九條無此内容。第三十“言有虞世不得有干舞爲誤本《韓子》《淮南子》”，今存九十九條亦無此内容。
全闕的卷三有目無書的九條爲：第三十三“言《大禹謨》句句有本”、第三十四“言《泰誓》《武成》句句有本”，第三十五“言襲用《論語》《孝經》”，第三十六“言襲用《周易》《尚書》《毛詩》”，第三十七“言襲用《周禮》、二《記》（《大戴禮記》附）”，第三十八“言襲用《左傳》《國語》”，第三十九“言襲用《爾雅》”，第四十“言襲用《孟子》《荀子》”，第四十一“言襲用《老子》《文子》《列子》《莊子》”。從題目看，全爲爬梳文獻的内容，即在其他文獻中找《晚書》的抄撮來源。現存的九十九條中確實涉及了一些考辨《晚書》抄襲來源的内容，如《大禹謨》，《疏證》探討了“皋陶邁種德，德乃降”（第9、57條）， 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”（第31條），“敷於四海，祗承於帝”（第59條），“克勤於邦，克儉於家”（第77條），“戒之用休，董之用威，勸之以九歌，勿使壞”（第79條），“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”（第97條），“天之曆數在汝躬”（第103條）等七處文句的抄撮來源，但相對於《大禹謨》全文，並未做到“句句有本”。惠棟《古文尚書考》卷下專門探討《晚書》二十五篇文句之來源，其中《大禹謨》一篇，幾乎對所有經文的文字來源進行了分析，基本做到了“句句有本”，這是《疏證》遠遠不及的。
考察《晚書》抄撮來源的工作至爲繁瑣，需要遍閲先秦兩漢典籍。閻若璩設此條目，本來是要做到“句句有本”的，但他生前當並未能完成，又何言合併到其他條目中？
沈彤鈔本和杭世駿鈔本除了可以爲“閻毛《古文尚書》公案”提供可靠的證據外，還可以補正眷西堂本的訛誤。經過通校，我們發現二鈔本與眷西堂本異文數千處，其中不少可以訂正眷西堂本之訛，今舉一例：第115條“言馬公驌信及古文可疑”云：
閻、馬二人討論《古文尚書》之時間，眷西堂本記載爲“己丑”。據張穆《閻潜丘先生年譜》，閻若璩生於明崇禎九年（1636），卒於清康熙四十三年（1704），其間有一己丑，即清順治六年（1649）。上一己丑（1589），閻若璩尚未出生，下一己丑爲康熙四十八年（1709），閻若璩已卒五年。所以若此事發生在“己丑，只能是清順治六年（1649），閻若璩此時僅有十四歲，恐不能言《古文尚書》。
據施閏章《靈璧縣知縣馬公墓志銘》，馬驌生於明天啓元年（1621），順治十六年（1659）進士，康熙十二年癸丑（1673）七月卒於靈璧縣令任。《（乾隆）靈璧縣略志》卷三人物志名宦傳記載，馬驌以康熙八年己酉（1669）任靈璧縣令，康熙十二年癸丑（1673）卒於官。則清順治六年己丑（1649），馬驌尚未中進士，亦未任靈璧縣令，二人如何能在靈璧縣署中討論《古文尚書》？故“己丑”二字當有訛誤。
張穆在撰寫《閻潜邱先生年譜》時已經認識到其中必有訛誤，所以他並未將此事置於順治己酉（十四歲）條，而是置於康熙十二年癸丑（三十八歲）條，改“己丑”爲“癸丑”。並在“余以癸丑東歸”下加注云：“今刻本作己丑。案《靈璧縣志》，馬驌以康熙八年任。《池北偶談》云宛斯康熙癸丑歲卒於官，靈璧人皆爲制服。然則宛斯即以是年之冬卒官矣。”[33]張穆意識到了“己丑”不確，根據馬驌卒於官的時間，將其改爲“癸丑”。
張穆改“己丑”爲“癸丑”，雖較合理，但並無可靠證據。湖南圖書館所藏《疏證》沈彤鈔本，此處“己丑”作“己酉”。閻若璩生卒年之間有一己酉，即康熙八年（1669），此年馬驌始任靈璧縣令。閻若璩久居江蘇，但要去科籍所在的山西參加鄉試，據張穆《年譜》，閻若璩曾在康熙二年（1663）、五年（1666）、八年（1669）、十一年（1672）、十七年（1678）回山西參加鄉試。張穆《年譜》“康熙八年己酉”條：“《行述》：八年鄉試山西，受知於前給事中交城縣知縣趙恒夫先生。”[34]夏定棫《閻潜邱先生年譜補正》：“按朱彝尊撰《趙氏墓志銘》：‘康熙七年知交城縣，八年八月，充鄉試同考官。”[35]閻若璩當在康熙八年八月參加完鄉試後東歸江蘇，路過靈璧，與時任縣令的馬驌談論《古文尚書》。而康熙十二年（1673）閻若璩並未赴山西參加鄉試，無所謂“東歸”。且從字形來看，“己酉”誤爲“己丑”的可能性更大。所以此處當作“己酉”，眷西堂本形誤“己丑”，而張穆臆改“癸酉”亦誤。
《疏證》目前有三個點校本，分別爲上海書店出版社2012年版（收入《中國經學史基本叢書》）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（收入《儒藏·精華編》），所據底本皆爲眷西堂本，然都未用這兩個鈔本進行校勘，此處皆作“己丑”，不無遺憾。
我們通過分析《疏證》鈔本所包括的五個文本形成時間，找到了《疏證》“閻見《冤詞》”前的文本，爲解決“閻毛《古文尚書》公案”中一些仍無定論的問題提供了比較直接可靠的證據，證明錢穆所説且被《尚書》學界認可的《疏證》據《冤詞》删改之説是不成立的。可見，新材料的運用對於解決一些聚訟紛紜的學術公案具有重要的價值。
[4] 錢穆：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，第247頁。
[5] 錢穆：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，第251頁。
[6] 戴君仁：《閻毛古文尚書公案》，臺北：“國立編譯館”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，1963年，第96頁。
[7] 錢穆：《讀張穆著〈閻潜邱年譜〉再論〈尚書古文疏證〉》，《書目季刊》1976年第1期，第10頁。
[8] 蔣善國：《尚書綜述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年，第286頁。
[9] 劉起釪：《尚書研究要論》，濟南：齊魯書社，2007年，第65頁。
[10] 林慶彰：《清初的群經辨僞學》，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147頁。
[11] 吴通福：《晚出〈古文尚書〉公案與清代學術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27頁。
[12] 〔清〕錢大昕：《潜研堂文集》卷三十八，南京：鳳凰出版社，2016年，第599頁。
[13] 〔清〕閻若璩撰，黄懷信、吕翊欣校點：《尚書古文疏證》卷一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55頁。
[14] 〔清〕黄宗羲：《尚書古文疏證序》，〔清〕閻若璩撰，黄懷信、吕翊欣校點：《尚書古文疏證》，第2頁。
[15] 〔清〕閻若璩撰，黄懷信、吕翊欣校點：《尚書古文疏證》，第201頁。
[16] 〔清〕徐乾學：《傳是樓書目》，國家圖書館藏清劉喜海味經書屋鈔本。
[17] 〔清〕胡渭：《尚書古文疏證序》，〔清〕閻若璩撰:《尚書古文疏證》，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。
[18] 〔清〕閻若璩：《尚書古文疏證》，湖南省圖書館藏清沈彤鈔本。
[19] 〔清〕閻若璩：《尚書古文疏證》，國家圖書館藏清杭世駿鈔本。
[20] 〔清〕閻若璩：《尚書古文疏證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，第101頁。
[21] 〔清〕閻若璩：《尚書古文疏證》，湖南省圖書館藏清沈彤鈔本。
[22] 〔清〕閻若璩：《尚書古文疏證》，國家圖書館藏清杭世駿鈔本。
[23] 〔清〕閻若璩撰，黄懷信、吕翊欣校點：《尚書古文疏證》卷八，第650頁。
[24] 錢穆：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，第245頁。
[25] 〔清〕張穆撰，鄧瑞點校：《潜邱先生年譜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4年，第101頁。
[26] 〔清〕張穆撰，鄧瑞點校：《潜邱先生年譜》，第111頁。
[27] 〔清〕毛奇齡撰，黄懷信、吕翊欣校點：《古文尚書冤詞》卷四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802頁。
[28] 〔清〕閻若璩，《尚書古文疏證》卷二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，第138頁。
[29] 〔清〕毛奇齡撰，黄懷信、吕翊欣校點：《古文尚書冤詞》卷四，第802頁。
[30] 〔清〕毛奇齡：《經問》卷十八，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書留草堂刻本，第9頁b。
[31] 〔清〕閻若璩，黄懷信、吕翊欣校點：《尚書古文疏證》卷四，第133頁。
[32] 〔清〕閻若璩撰，黄懷信、吕翊欣校點：《尚書古文疏證》卷八，第610頁。
[33] 〔清〕張穆撰，鄧瑞點校：《閻潜邱先生年譜》，第42頁。
[34] 〔清〕張穆撰，鄧瑞點校：《閻潜邱先生年譜》，第32頁。
[35] 夏定棫：《閻潜邱先生年譜補正》，〔清〕張穆撰，鄧瑞點校：《閻潜邱先生年譜》，第168頁。
【作者简介】
江曦，山东大学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、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古典文献研究所副教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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